十八年不懈追求　到老来初心如磐

十八年不懈追求　到老来初心如磐

——我的入党故事

王国信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活动中，回忆当年“我的入党故事”，想一想当初我为什么要入党，又是怎样争取入党的，温故而知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59年7月，我于霍邱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年，我18岁；直到1977年12月7日，我才有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普通党员，那年，我36岁，已经工作了18年。

 在这18年里，我在多个单位多种岗位工作过，先在夏店小学当了半年教师，就被选调到夏店人民公社工作了两年。1961年冬调到县委办公室任编写干事，半年后调县文教局担任扫盲干事兼做文书、档案工作。1964年春天，我被精简下放，但被县手工业管理局要去，先后在秘书股、生产股工作了14年。这期间，有7年的时间抽调搞中心工作。其中，到姚李区搞面上“四清”半年，借调到县革委宣传组担任通讯干事两年，到县食品公司担任整顿工作队两年，还到刘集公社尚郢大队驻点半年，到潘集公社王祠大队担任工作队员一年，1976年10月借调到县革委工交办公室工作。1977年12月7日县手工业管理局党支部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经县直党委批准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参加工作到入党，有18年时间，我多次向单位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组织上迟迟不接纳，我也不恢心。因为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对于像我这样追求进步的青年干部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那时认为只有成为党的一员，才能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申请入党迟迟得不到批准，从客观上分析，是工作调动频繁，经常被抽调外边工作，本单位对我的情况了解不够，加之，文革中，党的组织生活不正常；从主观上讲，是我家庭出生较高，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入党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出生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把争取入党的过程当成接受组织考验的过程，当成自我修炼不断提高的过程，争取做到“组织上虽然没有入党，但思想上可以先入党”。

 我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一是加强政治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1960年5月，我给夏店老公社书记柴德思写了篇动员午收的讲话，被县委印发全县。后来，县委宣传部奖励了我这个执笔人一套《毛泽东选集》（1—4卷），当时，“毛选”刚发行，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非常珍贵。我如获至宝，认真阅读，从而了解了党的历史，加深了我对党的认识，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特别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让我终身受益。我这一生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从来没有悲观失望、垂头丧气过，在逆境和困难的情况下，总能看到光明，看到希望，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

 二是加强文化修养，坚持自修大学本科课程。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参加工作后，深深地体会到，要想成为过硬的“笔杆子”，仅有中专文化是不够的，很想找机会深造自己。1962年，我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专业（函授）。那时，我住在爱人粮食局宿舍，大孩子出生了，为了不影响我的自学，我从文教局又要了一间小房子，在爱人的支持下，每天晚上就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读书，直到1966年，修完了八个学期的课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扫“四旧”把我的大学课本和文学艺术书籍全部烧掉了。我原以为拿不到大学文凭了，所以，学历一栏一直填的是中专，直到1986年安师大（合师院与之合并）通知我去补发了大学本科毕业证。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拓展了我的知识领域，培厚了我的文学功底，丰富了我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让我受益终身。文革前的几年，我的创作热情很高，发表了一些通讯、诗歌、散文和小说，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奠定了我一生的业余爱好。1964年春，我被精简下放时，几个单位争着要我，而没有被下放农村，就得益于我在写作上取得的成绩。

 三是钻研业务技术，脚踏实地把工作干好。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努力成为某一方面的内行和专家。无论在本单位还是抽调外出工作，我都是以搞文字为主，我对所要写的工作内容，总是认真研究，力求搞清弄懂。如对工业、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购销调存的全流程，甚至成本核算都进行研究。1974年，我在岔路铁木社研究出“红炉戴帽”，在孟集铁木社研究出“断木粘接”，这是两项技术革新，前者能够降低燃料消耗，减少污染；后者能够将断了的扁担、锹把粘接起来整旧如新，提高木材的利用率，受到工人、农民的欢迎和领导的重视。先在全县推广，接着省轻工业厅在我县召开了现场推介会。1975年春，国家轻工业部还专门让我赴北京在全国中小农具会议上作了经验交流，结果，引来了包括新疆、黑龙江在内的十几个省市组团来我县参观学习。

 四是钻研中医医术，热心为群众针灸治病。文革中，我的文学书籍被红卫兵烧掉了，没有书看，让我坐立不安。我想趁着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学一门群众最需要的技术，为人民服务。当时普遍缺医少药，于是我向老中医借来中医书籍看，并与老中医交流看书的心得体会。因为中医古籍是用文言文写的，我能很快读通并领会，这让老中医感到很惊讶，说：“果然是秀才学医生，只要两五更。你这样学下去一定能成为名医！”我受到了鼓舞，有空我就读医书，尤其是对《针灸学》反复钻研，熟记人体穴位，在自己身上扎针，体会针感，熟练掌握了针灸技术。从1967年开始，我就随身带着银针，无论到哪里，只要有人需要，我随时帮助治疗。而且，疗效明显，往往是针到病除。找我看病的人很多，有人叫我“王医师”、“王大夫”，还有人戏称我“小神医”的，作家王余九给我送个绰号“玉面书生赛葛亮小华佗王国信”。每天下班后，中午和晚上是我给人看病的时间，10年间到底治疗了多少例，没有确切的统计，有病案纪录的大约有600多人。还医好了一些疑难杂症。比如周集铁木社有个陈木匠，眼睛突然失明，到七ＯＯ医院和县医院都说是眼底出血，让他到外地治疗，在两个医院折腾了一天，已经是晚上了，经人介绍找到我。经了解，陈木匠是个可怜的人，两个十几岁活蹦乱跳的儿子因患白喉在几个小时内相继去世，有人跟他说“你的房子盖在了坟地上。”结果他在床底下挖出来两口棺材，老婆吓疯了，没几天，自己的双眼也突然失明了。来陪他看病的14岁的女儿，是全家唯一健康的人。他哪有条件去外地看病呢？我让他在食堂餐厅打个地铺住下来，每天给他扎针，并开了凉血、止血、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剂，亲自为他拾药、煎药，看着他服药，第九天，他的双眼复明了。临走时他向我表示感谢，热泪盈眶，并买了两斤“小金丝”送给我，我推辞不掉就带着他到商店退货，商店经理知道情况后说：“本来糕点出门是不给退货的，你的精神太感人了，今天就破例退一次货。”

 五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把毛主席这段话作为座右铭，谨记在心，照着去做。我十几年没调工资，夫妻俩工资加起来只有50多元，生活过得很清苦。尽管如此，我给人扎针治病从来没收过钱，给土产也不要，有人过意不去，就把鸡蛋煮熟，背着我塞给孩子吃，我爱人发现了就寒着脸说：“再这样，下次就不要来瞧了。”文革期间，两大派都想争取我这个“笔杆子”，我告诫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不想捞油水，二不想浑水摸鱼，坚决不驻据点，不参加武斗。一度单位被造反派占领，成了武斗据点，无法上班，宿舍也不能住了，我就在爱人工作的铁木社驻点，并骑着一张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70多个铁木社调查研究，把全县手工业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工作上取得了成绩，无论是领导肯定，还是群众赞扬，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不可得意忘形”，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党的培养、领导和同志们支持的结果。比如，1975年在轻工业部开会结束后，省轻工业厅的陈处长让我跟他一道从北京坐飞机回程，我婉言谢绝。工作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标准看齐是我做人的准则。

 由于不断加强自我修炼，我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增强了，也锤炼了个人的道德品质。所以，我无论是在本单位还是抽调到外单位或者到农村驻点，我的工作和为人处事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本单位和抽调单位的领导都很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不断向县直党委反映我的情况。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看我热心服务，往往会问我：“你一定是党员吧？”我说：“还不是。”他们就会说：“你怎么能不是党员呢？工作和为人都这么好！”然后，就安慰我“你很快就会是党员的。”正是为我讲话的人多了，县直党委主要领导对我产生了反感和误解，甚至说：“王国信是何许人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么多人为他讲好话呀！”其实，领导和同志们去县直党委反映我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我自己也没有去找过他们。粉碎“四人帮”后，县直党委换了书记，我的入党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这个初心和使命一直激励我、鼓舞我，成为我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早已退休了，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奉献到老，让革命理想常存，让思想之树常青，永远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像革命老人吴玉章在《自励诗》中写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附注：本文系1999年10月在霍邱县人大党支部会上的发言）